的弊端。秦始皇极具远见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，毅然决然地说道：“天下共苦战斗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赖宗庙，天下初定，又复立国，是树兵也，而求其宁息，岂不难哉！廷尉议是。” 于是，他彻底废除分封制，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郡县制。初时分为三十六郡，后随着疆域拓展增至四十六郡。

每郡设郡守（行政长官）、郡尉（军事长官）、监御史（监察长官，直属中央御史大夫）三者分权并立，互不统属，直接向中央负责。郡下设县，万户以上设县令，万户以下设县长，下设县尉、县丞等佐官。县下设乡，乡设三老、啬夫、游徼等职。

乡下设亭、里等基层组织。这套中央→郡→县→乡→亭→里的垂直管理体系，确保了中央政令能够高效直达社会最基层，极大地削弱了地方割据的可能，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框架。虽然其推行过程中存在操之过急、忽视地域文化差异等问题，但其历史进步性和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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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巩固政治统一，秦始皇深知必须消除由于长期分裂割据造成的各地经济、文化、社会领域的巨大差异。因此，他推行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标准化和统一化政策，其范围之广、力度之大，前所未有。书同文：战国时期，各国“文字异形”，严重阻碍交流。秦始皇令丞相李斯等人，“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”，以秦国的小篆为基础，创制并推行标准字体。

后来，程邈又整理出更为简便易写的隶书，逐渐成为日常通行字体。文字的统一，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传播、政令推行和国家认同，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坚韧的文化纽带。

车同轨：规定车辆两轮之间的宽度统一（“舆六尺”），并修建以咸阳为中心、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（相当于古代高速公路，“道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树，厚筑其外，隐以金椎，树以青松”）和直道、五尺道等。这极大地便利了交通、运输和军事调动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。统一度量衡：以秦制为标准，颁发诏书铭文的标准量器、衡器（如着名的商鞅方升），统一全国度、量、衡的标准。

这促进了全国经济的交流和商业的发展，方便了国家赋税的征收。统一货币：废除六国纷繁复杂、形制各异的货币，统一发行“秦半两”钱（圆形方孔），由国家垄断铸币权。这规范了金融秩序，促进了经济交流。这些“同轨同文”的措施，从根本上消除了可能导致国家再次分裂的经济文化基础，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内在凝聚力和向心力，其意义甚至不亚于军事上的统一。

在法律和思想控制方面，秦始皇坚定不移地推行法家思想，强调“以法为教，以吏为师”。他将在秦国行之有效的《秦律》推行至全国，其特点是“繁密而严苛”，讲究“轻罪重罚”以震慑百姓，如连坐法等。同时，为了打击可能危及统治的异己思想，特别是儒家“是古非今”的言论，他采纳李斯的建议，进行了焚书坑儒（实为方士）。公元前213年，李斯上言：“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

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有敢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者弃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。所不去者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。若欲有学法令，以吏为师。”秦始皇批准，“焚书”事件发生，大量先秦珍贵典籍被毁，文化遭受巨大损失。次年，又因方士侯生、卢生求仙药不得还诽谤皇帝后逃亡，秦始皇迁怒于咸阳的术士，“坑之咸阳”。

这两项措施，充分体现了秦始皇统治中专制、残酷的一面，严重钳制了思想，摧残了文化，也成为了其暴政的重要标志，并未能真正解决思想统一的问题，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。

此外，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统一、加强控制、削弱潜在反抗力量的辅助性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