表其孝，然必须申明，守土安民乃官府之责，非百姓之常役。”

**唐，贞观年间，太极殿。**

李世民与群臣观天幕，皆露感慨之色。李世民道：“乱世孝子，其行可风。然其间分寸得失，亦值思量。诸卿且议。”

房玄龄道：“陛下，此事可析数层。其一，孝道之践行。韩炳闻母危，不避险阻，毅然赴救，此孝心之纯粹，行动之果决，足令闻者动容。‘仁者之勇’，此评恰当。其二，危局之处置。其行为本身风险极高，既可能危及自身，亦可能影响城防。幸得贼人退避，母子俱安，成就佳话。然不可视为处险之范式。其三，贼人反应。‘群贼避退’，此语耐人寻味。或贼本乌合，见其气势而怯；或贼中亦有天良未泯者，为其孝行所感；亦可能是贼众误判，以为其后有援。此事凸显个人精神力量于特定情境下之作用，然非普遍规律。其四，史笔褒扬。墓志铭特书此事，意在彰孝励俗，尤其于朝代更迭、金统治下，强调此类汉人士大夫之儒家德行，或有深意。”

魏征肃然道：“陛下，臣以为此事之核心，在于‘私德’与‘公义’之潜在冲突。韩炳所为，是尽人子之私德，然其身为城中一分子，于城围之际擅出，客观上可能损害守城之公义。所幸未酿恶果。此事提醒为政者，教化百姓，于倡扬孝悌等私德时，亦需强调公民之责、公共之利。使民知，在太平之时，孝养父母；在危难之际，除保全亲人外，亦当尽力维护乡梓、协助官府。韩炳若能在出城前通报守将，或能稍减其行为对公义之潜在损害。然其情急之下，恐难周至。故评价此事，当怀悲悯，亦需明理。”

李靖从军事角度言：“陛下，单就行动而言，韩炳可谓胆大心细（或云心粗）。其选择缒城而非闯门，是避贼正面；仅带二三仆从，轻装疾行，是求速；持木梃而非利刃，或为顺手取用，亦显其救母心切，非为搏杀。贼众退避，可能是被其突如其来的行动和决绝气势所慑，一时未能反应。此等个人突击行为，于大军对阵中几无价值，然于小规模混乱中，或能收奇效。然为将者，断不可鼓励士卒效仿。军纪如山，统一行动方是制胜之本。此故事于民间传颂可也，于行伍之中，当强调服从号令、协同作战。”

李世民颔首：“诸卿剖析入微，情理兼备。韩炳孝勇，诚可嘉尚，尤在末世乱离之秋，更显人性光辉。然其行不可盲目效法，尤不可因褒扬此类极端个例，而轻忽了朝廷保境安民之根本责任。朕常思，使天下百姓皆能安居乐业，老有所养，少有所怀，无需履此等险境，方为至治。至于墓志铭之书写，自有其时代与个人之考量。传旨礼部、国子监：编纂劝孝教本，可收录此类故事，然需附加按语，阐明孝道之贵，在于平日之奉养、危时之关切，更在于促使朝廷社稷安宁，使天下父母皆免于颠沛流离之祸。勿使学子误以为，惟独行冒险方为至孝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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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宋，太祖朝，崇政殿。**

赵匡胤观天幕，面色沉凝。宣和末年，那是他赵宋天下未来将致的惨淡图景？盗匪围城，百姓需自缒城救亲……他心中涌起一股寒意与怒气。

赵普见皇帝神色，知其所虑，沉声道：“陛下，天幕所示，乃百余年後末世景象。然其肇因，必积于平日。‘盗匪四起’，根在政令不行、赋役不均、武备废弛，官吏或贪墨或庸懦，不能抚民御盗。至使贼势猖獗，围困州县，百姓骨肉离散，需以身犯险，此朝廷之耻也！韩炳孝行固然可彰，然其背后，是无数家庭之血泪与朝廷统治之失败。我朝立国未久，正当以此为鉴，整饬吏治，强固边防，肃清内盗，务使天下晏然，不复有此等惨事。”

石守信道：“陛下，末将看了恼火！盗匪都能围城了，当地的官兵是干什么吃的？让老百姓自己拿棍子去救人？这韩炳是条汉子，但这事不该发生！咱们